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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做外贸,我曾跟当地五行八作对飙黑话

我的专业原本是法语,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从原本工作的省级外贸公司停薪留职创业失败,不得不弃商从文,在一家全国性行业报纸做起了编辑。到了2001年前后,这份行业报纸因大环境不景气已江河日下,不得不靠让编辑们到处“拉人凑份子”(拉合作单位出资在所谓“特刊”上刊登软文并支付版面费)勉强支撑。

自感这条路越走越窄的我,在一位旧友的提议下,开始尝试“重返老本行”:我从9岁起就开始在南京外国语学校专业学习法语,大学毕业起就从事对非洲的贸易工作,为什么不想办法重返非洲?

2001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前往杭州,参加浙江某著名民营建筑公司赴北非阿尔及利亚办事处的翻译招聘面试。尽管离开本行很久,但每天都坚持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广播、上网阅读法语报刊文章的我,仍然凭借扎实的法语功底和相当完美的履历,打动了该公司当时的常务副总,后者当面告诉我“你被录取了,作出国准备吧”。

回到上海家中的我并未想到,这个“准备”竟然长达7个月之久,等我和办事处两位领导踏上飞往阿尔及尔的班机,才从后者口中得知,由于母公司和子公司间的纠葛,原来的班子和构架全部崩溃,“办事处”除了两位原本就在母公司工作的领导,就只剩下我这一名工作人员了。

抵达目的地后立即被“将了一军”:阿尔及利亚住房部部长紧急约见,而办事处下属项目部的5位翻译“都恰好不在”。此前从未接触过建筑翻译、仅仅在“候岗”时啃了两本专业书的我只得匆忙上阵,好在圆满“顶”了下来。后来才知道,项目部才是当地两个工程项目的实际管理机构,而这个机构的所有人,却都属于在此前“母子斗”中失败的分公司,这次是故意“给母公司难看”。

好在这个子公司恰好来自我的故乡——南京,绝大多数工作人员是南京人,在我“露了一手”专业水平,又抖出老乡身份后,对我个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工作很快走上正轨,成为同事和同行口中“能力最全面的翻译”,上至部委谈判、标书准备,下至民工求医、材料购买,我都可以上场,其中一些工作还是其他同事都无法胜任的。

在此期间,我们经历了恐怖袭击(当时阿尔及尔原教旨暴恐肆虐,一个工地曾被夜袭,工地上“钉子户”16口人被杀得只剩1口,我们驱车前往该工地途中曾险些被冒充警察的恐怖武装截停,行使在我们之前被截停的一辆面包车上,所有乘客除一人受伤外全部遇难)、工潮(某工地民工因不满所属分包公司待遇和分配方式发生罢工,并集体前往中国驻当地大使馆请愿,在为期三天两夜的调停中我起到关键性作用,被通报表扬,因负责起草所有给相关省、部的文书,被母公司指名兼任办事处秘书,提拔为首席翻译)、标书失误(前任首席翻译负责标书准备时将“面积”和“建筑面积”计价翻错,导致项目重大亏损)、停工待料(当地同时上马许多大型工程,导致建材严重缺口)等一系列考验,我本人的价值也得到业内广泛承认。

但一年后我的感受却发生变化:因为整个项目建立在错误投标基础上,加上“母子公司之争”并未结束,实际上已无盈利可能;我本人工作能力虽受肯定和重视,但人事关系在母公司、却和子公司派遣人员都是老乡的尴尬,也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无奈之下,2003年春节后,我选择了主动离职,回到了上海。

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躁动不安”,主动寻找重返非洲的机会,并下定决心转投“双重老本行”——非洲外贸。正好,一家在西非小有名气、从事纺织业出口的民营外贸公司急需一名通晓法语的业务骨干,我匆匆找上门去,并且因为自己一位昔日在非洲的搭档和公司老板熟识,在几分钟内便敲定了合同,第二天又跟随原定的贝宁分公司经理前往浙江绍兴工厂“跟单”,“秀了一把专业”,迅速获得新公司肯定。

赴贝宁的机票很快订好,此时距离回国还不到1个月。妻子固然不舍,但考虑到我的前途也无可奈何。

戏剧性形势再度出现:原定的分公司经理在共同“跟单”返回后翌日突然宣布辞职(后来得知他私吞回扣,发现我是外贸老手担心露馅),而此时非典风波也已愈演愈烈,老板当机立断,任命我为贝宁分公司经理,并改签机票,让我提前出发——如果不改签,我将被随后的“隔离潮”耽误行程至少两三个月。

在贝宁科托努迅速适应了久违的非洲贸易工作、生活,“多面手”的特长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既懂船、又懂做账,还能跟当地五行八作用法语对飙黑话”的我很快在当地业内站稳脚跟,成为圈内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陶”。

在此期间,我们克服了多次因大环境而产生的非正常经营风险,避免了多次业务损失,我本人则辗转贝宁、多哥、尼日利亚、马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从分公司经理成长为“小合伙人”,个人则当选为贝宁中国纺织商会常务秘书。

非洲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许多同事、朋友都过不了“孤独无聊”这一关。我在国营外贸公司的一位同事,曾是行业内佼佼者,却因在工作之余“小赌怡情”最终变成赌棍、输光公款,至今滞留多哥洛美,我在新公司中一位前任则因和友邻公司女业务员“把持不住”(两人均已婚),最终双双身败名裂。好在我有自己的爱好,赴非洲工作时请愿精简衣物,携带了大量我自幼研究的太平天国史资料,抵达非洲后,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被用于研究太平天国史,和从事文学创作。离开非洲后,我最初的几个媒体专栏和出版书籍,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来自这段时间的“蚊帐创作”(当地夜间蚊虫肆虐,只得躲在蚊帐里写作)。

在此期间,偶然在网上结识了一位新加坡籍的诗词、古文爱好者(他曾在自己学术论文中引用我的一段古文,当时以为我是“已故著名学者”,得知我还“健在”后就交了朋友),这位新加坡朋友当时任职新加坡《联合早报》,得知我曾为媒体撰稿,就向《联合早报》推荐,让我充任了该报驻非洲特约记者。当时我并未想到,这个不经意的举措,会在几年后“开花结果”。

第三次重返非洲的这几年(第一次去非洲是在国营外贸公司,第二次是去阿尔及利亚),是我一生中事业发展最顺利的阶段,也从此改变了我的性格,甚至修正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但妻子渐渐无法忍受这种长期分居的生活(我每年通常只能在家呆一个月),自说自话地代办了赴加拿大技术移民的手续,并在一切办妥后向我摊牌,“离婚、移民二选一”,这令我不得不匆匆结束在非洲的一切,并在2007年底最终恋恋不舍地结束了非洲贸易生涯,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加拿大温哥华。

就在回到上海、登机赴加拿大的前一晚,还是那位热心的新加坡记者朋友,向四位国内媒体朋友(当时正在筹组自媒体《纵横周刊》的安替,《南方都市报》的潘文凯,《新京报》的肖国良,以及一位《环球时报》的原北外校友)推荐了我,并建议我“与其刷盘子不如回到写作圈”,我的写作生涯就这样鬼使神差地在移民前夜悄然开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我此后在学术和智库圈赖以成名的专业取向也都和这一晚的邂逅息息相关(非洲和法语区地缘政治源于《纵横周刊》,重返历史研究圈和此后接连出版书籍,则源于《新京报》上我的第一个连载《皇帝公关学》,和清华大学的缘分,则始于《新京报》“清华百年”庆典中介绍清华历史名人的十四首七绝)。

就这样,我维持至今的新“事业版图”在不经意间开启,并延续至今。在此期间,我的两个儿子先后出生、成长,人生轨迹也正沿着此前从未想到过的走向延续着。

或许一句古语最能恰如其分概括我在这二十年来的人生、事业历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汉书.冯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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